明娜·康特（1844–1897）是芬兰历史上影响力最大的作家之一。每年3月19日她的生辰日被定为芬兰的明娜·康特日。
她在世时发表了许多短篇小说、文章和剧作，探索压迫女性和工人阶层人民的社会结构性问题。她以芬兰语和瑞典语两种语言写作，这两种语言同为今日芬兰的官方语言。
康特通过现实主义的笔触表现女性，质疑男权范式限制了她们的机会，因此备受赞誉。她的剧作《西尔维》（Sylvi，1893年先以瑞典语发表，之后很快出版了芬兰语版）讲述了一个年轻女子无法与年老的丈夫离婚，不能与所爱的人在一起的故事。《工人之妻》（Työmiehen vaimo，1885）的女主人公约翰娜是一个顺从的妻子，酗酒的丈夫掌握着家庭经济大权。《安娜莉莎》（Anna Liisa，1895）则讲述了一个未婚先孕的少女被逼无奈杀死自己亲生骨肉的故事。
走自己的路
作家兼教师明娜·律蒂萨洛提醒我们“一种权利的确立并不能保证它从此永恒不变”，她还说康特的态度值得我们所有人学习。
摄影：Marek Sabogal
“从很多方面看，康特都是领先于她那个时代的。”《C夫人》（Rouva C，Gummerus 出版社2018年版）的作者明娜·律蒂萨洛表示。《C夫人》是根据康特与她以前的老师约翰·费迪南·康特（Johan Ferdinand Canth）的婚姻创作的虚构作品。
“她坚信女孩应当有受教育的权利，以学习科学、自然、经济等方面的知识。”律蒂萨洛说。明娜·律蒂萨洛在高中教芬兰语言与文学课。
尽管从康特的时代以来，芬兰在争取性别平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她的作品仍有现实意义。“权利从来就不是恒古不变的。”律蒂萨洛说，“一种权利的确立，并不能保证它从此永远有效。”
律蒂萨洛告诉我，Me Too运动所推动的“正是明娜·康特倘若在世一定会希望我们进行的那种对话”。
她补充道：“从某种意义上讲，她是芬兰的第一位女权主义者。”
康特的精神遗产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女权主义作家在芬兰涌现出来。“你能在莎拉·图汝宁（Saara Turunen）的作品中看到康特思想的痕迹，这位作家提醒读者思考这样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用性别区分人与人？”律蒂萨洛说道。
“康特的态度值得我们所有人学习。她坚信走自己的路，只要自己心里知道这是正确的就可以了，哪怕全世界都在说三道四也无所谓。”
律蒂萨洛提到托芙·扬松（Tove Jansson）是“另一位始终清楚地知道自己为什么要从事艺术创作的芬兰作家。”作为画家、插图画家兼作家，扬松创作的最著名的角色是姆明，但她也为成人创作过长篇和短篇小说。
具有扶持作用的婚姻
明娜·律蒂萨洛在阅读了明娜·麦亚拉的康特传记《敏感，和蔼，光芒四射》之后决心写作《C夫人》。
封面提供：Gummerus出版社，Otava出版社
社会平等是康特关心的另一个话题。“她相信社会的组织形式应当能够扶贫助弱。”律蒂萨洛说。康特在她的剧作《不幸的孩子》（Kovan onnen lapset，1888）中满怀同情地描写了失业的人在社会上所遭遇的艰辛。当时的保守主义政府认为这部作品“存在很大争议”，因此刚一出版就将它查禁了。
律蒂萨洛在阅读了明娜·麦亚拉（Minna Maijala）的康特传记《敏感，和蔼，光芒四射》（Herkkä, hellä, hehkuvainen，Otava出版社，2014年）之后决心写作《C夫人》。麦亚拉的传记对历史记载中暗示康特的丈夫控制欲强的说法表示怀疑。相反，她的康特传中描述的婚姻是有扶持作用的，让康特得以获得成为高产作家的自由。
年轻人重新开始对康特的作品感兴趣，对此律蒂萨洛兴奋不已。“我们总是把她看作一道丰碑，却并没有认真读过她的文字。”
“好在现在有了改变。”
撰稿：Tabatha Leggett，2019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