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芬兰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是与他的英国同行——哈佛大学教授奥利弗·哈特（Oliver Hart）一同赢得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于2016年10月公布获奖名单，12月10日举行颁奖仪式，以表彰这两位经济学家在合约理论与激励机制问题上的研究成果。他们的研究旨在回答诸如以下经济学难题：
聘用合约怎样在激励员工努力工作的同时防止员工冒不明智的风险？雇员的薪酬应怎样恰当设定，以与绩效挂钩，而又不受他/她控制范围外因素的影响？
许多经济学家都表示，诺贝尔奖对霍姆斯特罗姆来说来得有些迟了。“我听到这消息的第一反应就是：‘总算来了！’”赫尔辛基的汉肯经济学院（Hanken School of Economics）教授多比·米埃蒂宁（Topi Miettinen）说。“他可能获诺贝尔奖的话题已经讨论了有一段时间了。汉肯学院里所有人都认为这是板上钉钉的。我听说他获奖的消息后立即决定在微观经济学课上开一节特别讲座，专讲本特的道德风险理念。”
米埃蒂宁以公司的所有者和CEO为例来解释“道德风险”。公司所有者希望CEO努力工作，但又无法彻底监控后者的一举一动。经济学上所谓“风险规避”的CEO自然认为恒定薪酬是最理想的，但所有者会提供激励性的合约，将CEO的工资与利润挂钩。然而CEO其实不能完全控制利润，也不喜欢冒无法控制的风险。非要CEO承担风险才能获得报酬，这就令所有者的激励性合约成本高昂。
应用广泛的重要理念
2016年12月8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发表了诺贝尔奖获奖演说之后，奥利弗·哈特（左）与本特·霍姆斯特罗姆面对镜头微笑致意。图片：Claudio Bresciani/TT/Lehtikuva
霍姆斯特罗姆的理念用执行官合约为例来解释看似简单，但米埃蒂宁指出，这一理论的应用领域其实十分广泛。汽车保险是另一个例子：汽车上了保险之后，要让你谨慎驾驶还得多一些激励机制才行，因为你知道万一车子受损，为修理费买单的是保险公司而不是你。
“本特还对多任务问题进行过深入的研究。” 米埃蒂宁继续介绍道。“为了让教师好好上课，可以有多种激励机制，如将教师工资与学生考试成绩挂钩。但是这样一来，教师将一味专注于提高学生在考试中的分数，而不是真正良好的教育。所以在执行多任务时，激励性薪酬很难起作用。”
霍姆斯特罗姆的学术生涯大部分时间是在麻省理工度过的，但与芬兰始终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他曾经在芬兰商业与政策论坛（芬兰语缩写为EVA）担任理事，还曾分别在阿尔托大学校董会和诺基亚公司董事会挂职。
“他终于获奖我很高兴。” 米埃蒂宁说。“因为他获奖，公众对经济学的兴趣有增无减。当然，对身为职业经济学家的我们而言，他永远都是启发思路的源泉之一。”
芬兰历史上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芬兰前总统马尔蒂·阿赫蒂萨里（Martti Ahtisaari）因“三十余年来走遍世界几大洲斡旋调解国际冲突的功绩”荣获2008年诺贝尔和平奖。 拉格纳·格拉尼特（Ragnar Granit）与霍尔登·哈特兰（Haldan Hartline）和乔治·沃尔德（George Wald）因“发现眼内视觉的主要生理和化学过程”而共同荣获1967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弗兰斯•埃米尔•西兰帕（Frans Eemil Sillanpää）因“对本国农民的深切理解、描绘他们的生活以及与大自然的关系的精湛艺术手法”荣获1939年诺贝尔文学奖。 |
David J. Cord 撰写, 2016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