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杉树伸向高高的天空,在炎热的季节带来一片阴凉,让人欢喜。“这些树的年龄都和我差不多。”尧科·西比莱(Jouko Sipilä)说,在本文撰稿时他70岁。
我们站在西比莱土地上的一片森林里,埃黛莱宁(Eteläinen)村就在附近。“埃黛莱宁”的意思是“南方”,这一带从地理位置上看属于芬兰南部城市海门林纳(Hämeenlinna)的行政区范围内。这地方完全可以形容为“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不过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却刚好处于芬兰的中心——更确切地说,是芬兰的人口中心点。
2020年4月,尧科和他的女儿汉娜(Hanna,45岁)正在离这里不远的地方享用户外午餐时,收到了一封来自芬兰统计局的电子邮件:“韦伯点”现在落在了他们的地域里。
“韦伯点”是以德国经济学家兼地理学家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 Weber,1868–1958)的姓氏命名的。它是一个几何中位点,也就是距离的总和最小化的点。听上去有点复杂是吗?好吧,实际上是挺复杂的。这意味着西比莱的家族地域里有这么一个点,每个芬兰居民的住处到这个点的平均距离是最短的。
【编者按:别忘了阅读我们关于芬兰最北与最南村镇以及最东和最西村镇生活的文章。】
干草堆垛柱做标记
这是个有趣的想法:假如全部550万芬兰人想要聚会的话,这个地点将是最公平的选择——至少理论上如此。在现实中,交通条件将是一个重要考量,更不用说还有空间和其他因素。
由于芬兰的人口集中在南部,因此赫尔辛基的居民来这里行程只有100公里多一点点。但是对于靠近挪威边境的极北地区的乌茨约基(Utsjoki)的居民来说,他们来这里的路程就要远十倍以上。
至于西比莱先生,他只需要步行1.5公里,就来到了550万同胞的正中心了。
对韦伯点落在了自己的土地上这件事,西比莱一家倒也没有太大惊小怪。
“我们打算请全村人来开个小派对,但是因为新冠病毒,派对推迟了。”汉娜说。她住在赫尔辛基,但是因为疫情,她被放了大假,所以2020年春天和初夏她是和父亲一起过的。
不管怎样,他们竖起了小小的标记,标示出了这个点。一根干草堆垛柱,连着一块最简主义的牌子,就这样标示了韦伯点。不过,尧科和汉娜曾经讨论过要安一个更为永久性的标识。
今天在这里,明天在哪里
根据芬兰的“每个人的权利”法律概念,人人都有权在乡间自由徜徉,无论土地的所有者是谁。所以任何人都可以探访埃黛莱宁村附近的韦伯点——就是说,如果这个点还在那里的话。
“现在这个点在这里,明年就不在了。”尧科说。
的确,韦伯点是在不断移动的。随着芬兰人口逐步向南方城市集中,韦伯点也在悄悄地南移,速度大约每年一公里。这一趋势很可能将继续下去,所以一年时间已经足够让韦伯点移出尧科·西比莱的地域了。
事实上,由于我们站的这个地方是依据2020年4月的统计测定的,也就是在我访问西比莱父女的几个月前,所以当你读到这篇文章的时候,韦伯点很可能已经不在这里了。但是芬兰统计局的数据每年只更新一次,所以我们目前姑且就认准这个地点吧。
在当地生活中,人口的变动也是很明显的。尧科记得在他小时候,村里的学校里大概有50来个小学生。如今同一片地区内,学龄儿童只有不到十人。
“我这一代许多人都搬到赫尔辛基去了,就像我一样。”汉娜说,“但我知道的确有少数人仍住在这里,去赫尔辛基上班。”尽管首都的吸引力很强大,芬兰的其他城市——大多数也在最南端——也在城市化的长期趋势下吸纳着一定比例的人口流入。
不止是好奇而已
人口中心点是统计学上的一种有趣现象。但对于企业研究其物流中心的选址来说,这是有实际意义的。瓦萨大学(University of Vaasa)的一个研究项目就是计算北欧国家物流中心的最优选址。这个项目验证了:根据一组特定的变量,海门林纳的确是芬兰的最佳地点。
在地球的另一边,曾经有过一个韦伯点对重大政治决策产生实际影响的著名例子:巴西新首都巴西利亚的选址就是依据了韦伯点,1960年时巴西联邦政府搬迁到了那里。
倘若芬兰也要作出类似决定的话,海门林纳将成为新首都的理想候选城市之一。这里的中世纪塔瓦斯蒂亚城堡(Tavastia Castle)早已名闻遐迩,作为政府所在地的话风景绝佳。
与此同时,走访西比莱家的森林,对于有眼光的游客将是一种独特的体验。从这里出发,你可以一路向北,追溯芬兰历年的韦伯点。过去的一些点上留下了不事张扬的纪念标记,纪念这里曾经作为芬兰人口中心点的昙花一现的名声。
萨珂马湖(Lake Särkemä)北岸的一块岩石上有块十分简陋的牌子,上面简简单单地写着:“韦伯点2016”,没有更多的说明。另一块牌子是1995年的韦伯点,稍大一点,信息也稍多一点,矗立在萨贝(Sappee)村的十字路口处。
劳塔湖(Rautajärvi)还矗立着一块碑,位于现在的韦伯点以北约35公里处。那是七十年代中期的人口中心点,那个纪念碑是1979年揭幕的。
撰稿:Juha Mäkinen,2020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