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12月6日，芬兰议会通过了独立宣言。然而在这之前，武装起来的“保安”团体已经建立了起来。后来这些团体成了内战中的“白军”和“红军”。
白军是政治上的保守派，红军则有工人运动的背景。两个阵营长期势同水火，因此尽管赢得了独立，新国家的前途却被笼上了阴影。
芬兰内战1918年1月27日爆发，至5月15日结束。死亡总人数约36600人，其中约9700人是被处决的，13400人死在了状况骇人听闻的战俘集中营里。红军与白军的伤亡比例约为六比一。
内战一结束，政治和解几乎立即就开始了。但文化和社会的和解开始得更晚。
迈向包容和睦的共和国
1918年5月16日，白军统帅曼纳海姆率领着纪念内战结束的阅兵式队伍，在赫尔辛基埃斯普拉纳蒂大道（Esplanade）上行进。
照片提供：cc by 4.0/赫尔辛基城市博物馆
内战的胜利方白军原本希望建立一个亲德国的君主制政权，但因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终战败，这个方案无人再提了。芬兰于1919年7月选择了宪政共和国的政体。
“赞同共和制的人当中有许多是主张严惩红军战士的，因此很难说共和派是更倾向于妥协的一方。”赫尔辛基大学终身客座教授、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杰森·拉韦吕（Jason Lavery）说道，“但是，共和派认为宪政共和国的体制要比中左派和君主制派主张的政府形式都来得更加包容。”
芬兰首位总统卡罗-尤霍·斯托尔贝里（K.J. Ståhlberg）赞成和解，赞同赦免红军俘虏，允许工会拥有谈判权，并签署了让佃农可以以优惠价格买下自己耕种的土地的法律。
“斯托尔贝里的确为国家团结作出了努力，但局限于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势力划定的界限内。”拉韦吕表示。
战后的现代化进程
赫尔辛基的芬兰堡岛屿要塞，1918年初曾被用作关押红军战俘的战俘营，如今已经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和旅游胜地。
照片提供：Niilo Toivonen/cc by 4.0/芬兰遗产署
温和的民族进步党和农业联盟赞成妥协，并在独立后的建国早期阶段积极推动和解。极左派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但社会民主党在地方上颇有人望，甚至一度在瓦伊诺·坦纳（VäinöTanner）的领导下成为了议会中的第一大党。
拉韦吕介绍道：“坦纳已经尽力而为了。1927年，在一年一度的纪念内战结束的阅兵式上，作为总理的他接受了构成当年白军主力的民兵组织国民卫队的敬礼。”每年5月16日举行的纪念内战结束的阅兵式，是前白军统帅曼纳海姆（C.G.E. Mannerheim）设立的传统。
坦纳接受国民卫队的敬礼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国民卫队曾因在内战中担任行刑队的任务而被左派斥为刽子手。1932年，国民卫队中的一些人与一个叫做“拉普阿运动”（Lapua Movement）的群体试图联合发动右翼政变。大部分芬兰人对他们嗤之以鼻，几天之内政变就宣告失败了。
上世纪三十年代末，芬兰经历了一段经济相对繁荣的时期，社会改革继续推进，民主制和议会体制愈加巩固。
牵线搭桥，对话沟通
米娜·希兰帕以善于让观念针锋相对的党派找到对话的渠道为人称道，图为1907年时她以议员身份发表演讲。
照片提供：J. Indursky/cc by 4.0/芬兰遗产署
对国家的未来构建作出深远影响的另一位政治家是米娜·希兰帕（Miina Sillanpää），她以“搭桥人”著称，善于让观念针锋相对的党派找到对话的渠道。1906年，芬兰妇女赢得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之后，在1907年的大选中她是首批19位当选的女议员之一。内战期间，许多儿童成为孤儿——据估计有15000人。米娜为援助他们做了很多工作。
希兰帕在坦纳政府（1926年12月13日至1927年12月17日）中担任社会事务部第二部长，成为芬兰政府首位女性部长级官员。她来自工人阶级家庭，曾积极推动改善女佣和其他工人的工作条件、建立孤儿院及未婚母亲收纳所等社会事业。2000年至2012年担任芬兰总统的塔里娅·哈洛宁（Tarja Halonen）对希兰帕赞誉有加，认为她“可以称得上是一位福利国家之母”。
体坛明星们也为全体芬兰人向着共同的目标团结前进作出了贡献，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长跑名将帕沃·鲁米（Paavo Nurmi）。从1920年到1928年，帕沃·鲁米在三届奥运会上共摘得12枚奖牌——九金三银。
冬季战争同仇敌忾
在1939–1940年的冬季战争中，索姆萨尔米（Suomussalmi）战役的间隙，从赫尔辛基以北约600公里处的维汉蒂（Vihanti，靠近东部边境）征募的士兵正在休息。冬季战争成了一场令芬兰团结一心的战争，与内战形成鲜明对比。
照片提供：cc by 4.0/ 芬兰战时照片档案馆
1939年苏联入侵芬兰，所谓的冬季战争爆发。这场战争从1939年11月30日持续到1940年3月13日，芬兰社会各界在保家卫国的战争中团结一心，共抗外敌。
“毋庸置疑，冬季战争是一场英雄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而内战恰恰不是。”拉韦吕表示，“这是独立后的芬兰所取得的第一个集体胜利。”
分别代表资方和劳方的组织同意谈判与合作。社民党鼓励党员加入国民卫队。曼纳海姆总司令取消了一年一度纪念白军胜利的阅兵式，以内战死难者纪念日取而代之。芬兰人愿意为了共同的大业团结起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生的一些大事也值得关注。”拉韦吕说，“其中包括芬兰共产党获得合法地位，全面福利国家的建设，以及以1918年内战为题材创作的艺术作品和形成的学术研究成果等。”
和解之路永无止境
芬兰许多地方在内战中饱受摧残。1918年4月，在中西部城市坦佩雷的达美拉（Tammela）城区，唯一还矗立不倒的只剩下烟囱了。
照片提供：cc by 4.0/Vapriikki 照片档案馆/坦佩雷博物馆
以内战为题材的最重要的文学作品之一是瓦伊诺·林纳（VäinöLinnä）的三部曲《北极星下》（Under the North Star），三部曲分别出版于1959、1960和1962年。这部著作深怀同情地探究了红军的心理动机，不留情面地如实描述了内战的余波。
这部作品是芬兰等待已久的文化和解的代表作，然而和解的进程远远没有结束。“内战大多是不会真正结束的。”拉韦吕说道。
时至今日，曼纳海姆仍是一名争议人物，褒贬双方各执一词。他的雕像多次被人喷上“屠夫”的字样，而曼纳海姆博物馆也以“解放战争”的说法取代“内战”。
2016年芬兰国家广播公司Yle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了内战对芬兰人的深刻影响。内战结束虽然已近一个世纪，在问卷回答者当中仍有22%称这个话题在家庭内部仍然“高度敏感”。
不过，芬兰社会推崇法治、民主，善于为共同利益而合作共事。这些价值观都有助于尽可能地愈合内战的创伤。
“芬兰人花了数十年时间才对民主制度产生了完全的信赖。人人参与的爱国主义诞生了。”芬兰现任总统绍利·尼尼斯托（Sauli Niinistö）在2018年1月1日的一次演说中表示。
尼尼斯托说，内战的教训之一就是“社会是多元的。人与人背景不同、信仰不同、目标不同，我们有各持己见的权利。这是我们必须学会尊重的，无论与我们自己的想法有多么大相径庭。”
撰稿：David J. Cord，2018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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